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届代表大会中非常重要的政治会议，因为三中全会刚好是介于每一届全会的中间，它不仅是把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是为今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战略对策。

我国经历了46年社会经济连续不间断的高速增长，已经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现在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有发展活力、工业化动力最强的经济大国，不仅经济体量巨大，而且是货物出口量最大、制造业增加值最大、产业门类最齐全的新兴工业大国和强国，人均GDP已经连续多年突破1万美元大关。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都是历史性跨越。但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达到这么一个水平以后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主要是经济爬坡的挑战以及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能按照过去的发展模式来进一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本次三中全会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也就是新时代的重要节点。回顾我国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几年的发展成效，把脉今后发展存在的问题，梳理战略思路，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所在。这是关系到我国如何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和发达经济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三中全会的决议里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从十四个方面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并提出到2029年要完全实现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可见这次会议不仅重要，而且迫切。深化改革必须有战略定位，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深化改革目标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已经逼近甚至超过高收入经济体，在这个时点上，持续社会经济发展对内对外都面临不同的挑战。对内的挑战可以用“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来刻画，对外可以用“修昔底德陷阱”魔咒来形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如何破解这两个“魔咒”的问题。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魔咒？“中等收入陷阱”是上世纪世界银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当时主要是针对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那里自然资源优势和科技发展水平是非常具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基本条件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状态。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只有13个，这13个很多还是我们熟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些是中东资源富足的国家，这1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体量加起来还不到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全世界高收入经济体共有36个，他们的人口加起来占全球人口的16.5%，而我国人口占全球人口18%。

因此，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发展史上是个小概率事件。那么，凭什么中国能跨越过去，而其他国家就跨越不过去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如何做？这就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所有战略要解决的一个重要命题。

何谓“修昔底德陷阱”魔咒？哈佛大学教授格兰厄姆-艾利森（Graham Alison）2017年写了一本书《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首次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修昔底德是2500年前希腊历史学家，他描述了雅典作为当时新兴的城邦迅速发展导致斯巴达的恐惧而使两者进行了长达30年的战争冲突，最后是两败俱伤。二十世纪初德国的侵略行动和英国的反抗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结果也是两败俱伤。艾利森把这种现象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他的本意是呼吁美国正确理解中国的崛起，不要形成对抗，才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可是2017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却不尽人意。因此，中国需要发展壮大自己，有定力有信心破解“修昔底德陷阱”魔咒的困扰。

当前，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崛起使一些美国政客产生“恐慌”情绪所采取的脱钩、打压、封锁和局部战争挑衅，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冲突和战争。我把中国面对的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为“修昔底德陷阱”魔咒。要摆脱这种魔咒，需要自身强大，更需要加强国家军事国防和全面安全建设。

中国在快速追赶美国的同时，实际上是撼动了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世界长期统治的政治经济外交地缘。G7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利用高科技优势、国际贸易优势夺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果，在他们的统治下，出现了“两个世界”的分裂现象。一个世界是富有的霸权帝国主义国家，另一个世界是贫穷落后被欺凌的发展中国家，两个世界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后来有些国家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越南等，不断弱化了G7所形成的“两个世界”格局。作为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来讲，他们感觉到中国的持续崛起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出现了特朗普2017年上台以后到现在打的贸易战，还有美国利用全世界对他们有利的宣传体系，肆无忌惮地污蔑中国，挑动局部战争，这种种现象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规避的，作为中国来讲，我们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呢？一是要有足够的实力，二是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让美国和西方国家放弃“修昔底德陷阱”幻想。为了避免打压，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社会，巩固国家安全，包括军事国防安全，具备破除“修昔底德陷阱”魔咒的软硬实力，这就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通过46年的发展，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比较大，尽管在过去我们缩小了这种差距。好比说全国按照地级城市的人均GDP来计算，最发达的地级市和最落后的地级市差距接近10倍，房地产价格差距超过10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2.5倍。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7%，而且还会下降，但是我国农村人口依然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也是达到30%左右。这种生产要素、劳动分配的差距，是我国长期不均衡发展的产物，所以必须通过均衡发展来弱化，激发持续发展内在潜能和动力。

从历史维度和改革成效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作为谋生手段，农村95%以上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按照当时来讲，只有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拉动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才能通过“以点带面”的战略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到了上世纪末，这个增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当时我国每年GDP的增长速度都是两位数。可是它积累了另外一种问题，也就是当时的新问题，东部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扩大，人均收入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在上世纪末，国家发起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第一个是西部大开发，第二个是中部崛起，第三个是东北振兴。

本世纪二十多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确保了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释放出强劲动力。比如从2000年到2023年，我国GDP总量从10.1万亿元增长到了126.1万亿元。这二十年飞速的发展，东西部之间的人均GDP也有所缩小，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安全性不断提高。例如，2000年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是西部的2.4倍，到2021年下降到了1.68倍，尽管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但是相对差距是缩小的，说明我国本世纪以来取得的协调发展战略是有成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稳定人口就业，有利于发挥内陆地区人少地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后发优势，这些地区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腹地承载区。

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使我国经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200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8.1%，到现在森林覆盖率已经提高到了24.02%。森林覆盖率提高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十年前，国内雾霾的情况非常严重，北京和周边地区的风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大大的弱化了。所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更是挖掘生产的动力源所在，它的作用就在于能够激发全国性、全要素性的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未来的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需要注重什么呢？

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一个着力点在于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社会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要转变生产方式，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赋能劳动力、生产对象和劳动工具，全方位的、全国性的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阶段，现在的生育率低，人口出现负增长。所以，今后不仅是机器人自动化代替人力的时代，更重要的是要用教育、科技武装现有的劳动力和未来的劳动力，使所有劳动力能够迸发出更高的效率。

    另外就是生产手段赋能。现在重庆一个超级工厂30秒钟就能制造一台50万元以上的赛力斯M9新能源汽车。广州海珠区一个数字技术园区十几平方公里，一年能够创造出接近1000亿元的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我国的生产手段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今年上半年快递业务增长23%，这一方面说明老百姓收入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另一方面说明技术明显进步了。数字平台、交通运输还有政府管理能力已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改革着力点就是人才和人口战略。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只有400万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全国有2.5亿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人才积累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科技投入占GDP比重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人才和科技的投入是我国高质量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体系在全国均衡的分布来推动全国性全要素持续高质量发展。

我国主要的科技创新力量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东北、西南、西北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但是，科技创新体系是本地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同时也是吸引外来科技人口的有效保障，所以区域协调发展在新阶段就不仅是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重要的是科技的均衡发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个着力点在于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需要有效调节市场，做到“放得开”、“管的住”。有为的政府、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能力现代化以及数字赋能、数字技术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同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转变也是重要一环，政府以前是管为主，现在应该转变理念，要以服务为主，市场当然应该起到调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主体需要强调公平、清晰、高效，要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大力提高企业家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要有国家的情怀。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各自比较优势，做到全社会发展效率和效益最大化。